伯利亚的一些城市，都将会成为基地研究机构的候选地。对于我国来说，这是一个建设新疆的好机会，我希望你们到时能够配合共产国际好好的完成这个计划…”

    吴川轻描淡写的略过了中亚民族的问题，倒不是他不想和徐景魁谈这个问题，而是他觉得现在的共和党并没有这个基础去解决中亚的民族的问题，共和党当前最重要的还是尽快的打通新疆和内地、外蒙的铁路交通线，才有讨论其他问题的基础。

    当然他也并不是全然不理会中亚的民族问题，在和徐景魁、夏阳谈完之后，他还和夏阳进行了单独的谈话。在这场单独的会面中，夏阳拿出了几份名单，他向吴川汇报道：“红色标注的名单，是中亚及新疆境内的反中、反布尔什维主义分子；黑色标注的名单，是反俄分子；白色标注的名单，是一些宗教及民族主义者，虽然他们没有明显的反中、反俄倾向，但是他们对于前两者有一定的同情心理；绿色标注的名单，是在我方区域内的亲俄分子。

    根据我这些日子对这些人的行动进行监视的结果，我认为对于红色名单上的人应当采取特别手段进行清楚，至于后三类名单，则应当给予监视、迁移和囚禁的惩罚。以尽可能快速的把我方境内的不稳定因素清除一遍，从而保持境内的社会稳定。”

    吴川思考了足足一刻多钟，方才放下了名单，看着夏阳说道：“夏阳同志，你知道我从回国革命开始，到现在得到的最有意义的革命经验是什么吗？”

    夏阳想了想，有些不确定的说道：“在敌人内部制造矛盾？”

    吴川沉吟了数秒后说道：“你说的也不算是全错。不过我认为对我自己最有意义的革命经验是，革命不是一个人的事业，而是我们的事业。

    我不反对你对于名单上这些人的处置方式，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们当然可以采用敌人对待我们的方式进行还击。

    但我反对你这种，想要一个人完成保卫革命成果的做法。是的，这些名单上的人都有着被处罚的理由，但是我们还是应当让同志们先去认识这一点，让他们知道革命可不仅仅是坐在我们摆好的餐桌上进餐，他们也应当在厨房里打一打下手。

    不能到最后，坏事都是我们做的，而他们倒是成了被蒙蔽的一小撮人。我觉得这样非常不好。再说了，你们的报告中也说了，中亚地区的民族问题相当复杂，正因为复杂，我们更需要看到这些想要成为我们同志的人的政治立场。而不是什么革命工作都不交给他们。”

    夏阳听明白了吴川话中的意思，他思考了片刻后说道：“我理解您的意思了，也许我们应当吸收一些本地人作为政治保卫局在此地的工作人员。”

    吴川微微颔首却又摇头说道：“吸收一些本地倾向于无产阶级的人员加入政治保卫局是可以的，但是在处置本地的反动分子时，最好不要用政治保卫局的名义。我想，布鲁特人民共和国、费尔干纳人民共和国还是需要独立的司法机构的，政治保卫局应当从这点入手，利用人民所认可的法律，对这些反动分子进行处罚。

    在工人阶级没有在本地成长起来之前，我们应当警惕那些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叛变过来的进步人士。限于当地的特殊环境，我们在短时间内需要这些进步人士稳定局面，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愿意和我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

    政治保卫局的任务就是，看住他们，然后在他们越轨的时候惩罚他们。最终等待工人阶级成熟起来，然后取代他们。这不仅仅是中亚的问题，这里的经验，也许是可以用在国内的。因为我国同样是一个工人阶级占少数群体的农业社会…”

    吴川和徐景魁、夏阳等同志进行了整整三天的会谈，也顺便和当地的苏维埃委员们进行了外事活动，这才登上火车继续继了归国旅行。五月末的西伯利亚天气非常的舒适，配上沿途一望无际的绿色森林，吴川倒也不觉得坐着火车旅行是枯燥的。当然这也许是他的心理作用，上两次经过西伯利亚时，他可没关心车窗外的风景。

    6月3日，吴川经过了一望无际的贝加尔湖，3天后他终于看到了满洲里。在海拉尔车站他得知居里夫人等一群科学家正在尼尔基水利枢纽考察，寻找适合修建重水工厂的地点，于是便在昂昂溪车站换车前往了齐齐哈尔，去同这些科学家碰了面。

    尼尔基水利枢纽是战前德国投资的大型水利工程，规模比向美国借款投资的丰满水电站还要大。因为修建不久就遇到了战争爆发，德国西门子公司不得不把大部分股权交还给了革命委员会。不过在战争结束后，西门子公司就立刻加强了对这一水利枢纽的技术投入，以避免该水力枢纽也全部采用美国通用公司的标准。

    这一工程地处嫩江干流的最后一个峡谷，扼嫩江由山区、丘陵地带流入广阔的松嫩平原的咽喉，建成之后不仅能够提